有這樣一起案例。沈某系公益性事業單位A單位負責人；張某，B公司實際控制人，B公司承接了A單位的某建設工程。2020年，A單位準備開展某研究項目，但缺乏經費。沈某暗示張某向A單位“捐款”，張某為了獲得A單位的關照，表示可以向A單位“捐贈”100萬元。沈某召開單位黨組會議商議，通過接受張某“捐贈”的方式獲得項目經費，其他黨組成員認可并表示在今后A單位的工程項目招標中給予張某傾斜照顧。后張某將錢款轉入A單位公用賬戶上，由沈某直接管理，沈某對單位其他領導稱錢款將全部用于推動項目發展。此后，在A單位相關工程項目招標前，沈某在黨組會議上“提醒”黨組成員，張某公司“工程質量過硬”，并且曾經“捐款”100萬元。后查明張某確在A單位的競爭性磋商項目中獲得照顧，項目累計中標金額超2000萬元。對于該100萬元資金使用情況，經查明，沈某用于投資項目的為67萬元；由于A單位存在違章建筑，為了保留違章建筑，沈某拿出18萬元用于給予相關職能部門國家工作人員好處；剩余15萬元被沈某轉入自己銀行賬戶，用于個人花銷。

本案中，針對A單位接受張某100萬元“捐款”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不同認識。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認定沈某通過A單位接受張某100萬元行為構成受賄罪，不論沈某出于何種目的，其向張某索要“捐款”100萬元，構成索賄。沈某經單位黨組會議討論、通過接受“捐款”方式收受好處，只是以合法形式掩蓋其索要財物的非法目的，應將100萬元評價為沈某個人受賄數額。同時，沈某為了單位利益送給相關國家工作人員18萬元，應評價沈某此行為構成單位行賄罪。因此，對其應以受賄罪和單位行賄罪數罪并罰。第二種觀點認為，沈某要求張某“捐款”是為了單位利益，單位黨組會議上其他黨組成員也表示同意，并且單位作為接受主體獲得了100萬元，因此該100萬元應當認定為單位受賄罪所得。之后沈某將18萬元用于向相關國家工作人員送好處，應評價為單位行賄罪。其個人私自占有15萬元構成貪污罪。對其應數罪并罰。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

首先，張某“捐贈”給A單位的100萬元應定性為單位受賄而非合法捐贈。其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第四條規定，“捐贈應當是自愿和無償的，禁止強行攤派或者變相攤派，不得以捐贈為名從事營利活動”。張某給A單位的100萬元，名為“捐贈”，實則并非出于自愿與無償，而是為了后續能夠獲得來自該單位的不正當“照顧”，獲取不正當利益。實質上，該100萬元屬于張某向A單位的行賄款。其二，A單位收受100萬元構成單位受賄罪。單位受賄罪在犯罪主觀方面要求是故意，行為代表單位的整體意志。本案中，沈某在要求張某“捐款”時，其個人不具有收受財物的目的，而是為了滿足單位開展某研究項目的經費需要，沈某在單位黨組會議上提出通過接受張某“捐贈”的方式獲得項目經費，也得到了其他黨組成員的支持，并且實際在后續項目招標過程中給予了張某照顧，使其獲得了不正當利益。上述事實符合單位受賄罪的構成要件。

其次，沈某送給相關國家工作人員18萬元的行為構成單位行賄罪。單位行賄罪一般是指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實踐中常見的單位行賄表現為單位主管人員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實施行賄。本案中，沈某確實是為了單位利益，為謀取保留違章建筑的不正當利益，以單位負責人名義向相關職能部門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并且此行為是單位受賄罪既遂后，沈某另起犯意而為，因此，應單獨評價構成單位行賄罪。

再次，沈某轉入個人賬戶15萬元的行為構成貪污罪。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規定，貪污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前述已分析100萬元“捐款”的非法性，本質上屬于單位受賄所得。針對非法獲得的財產能否認定為公共財物，進而成為貪污罪的犯罪對象，筆者認為，刑法上的財產，更多強調的是財產的經濟價值性，并未強調財產本身的合法性，即便是不受民法所保護或為相關行政法規所明文禁止持有的財物，只要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并且與刑法的法益保護精神不相違背，同樣可以成為財產犯罪的對象，應當受到刑法的保護。比如，根據“兩高”《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盜竊毒品等違禁品，應當按照盜竊罪處理的，根據情節輕重量刑。本案中，張某在將100萬元轉入A單位公用賬戶后，該100萬元就成了A單位的財物。沈某利用管理使用100萬元錢款的職務便利，產生了非法占有的犯意，將其中15萬元據為己有，侵害了公共財產的所有權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該行為應當評價為貪污罪。

綜上，對于沈某上述行為，應當以單位受賄100萬元、單位行賄18萬元、貪污15萬元，三罪并罰追究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