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追訴時效是刑法規定的對犯罪人進行刑事追訴的有效期限。根據刑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而追訴時效的中斷，是指在時效進行期間，因發生法律規定的事由，而使以前所經過的時效期間歸于無效，法律規定的事由終了之時，時效重新開始計算。對此，刑法第八十九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在追訴期限以內又犯罪的，前罪追訴的期限從犯后罪之日起計算。在感情投資型受賄案件中，對于追訴時效是否中斷，需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綜合判斷，筆者結合一起案例進行分析。
甲，C市H區區委辦公室主任。乙，C市A公司（民營企業）實際控制人。丙，C市B物業公司（民營企業）法定代表人。丁，C市D建設工程公司（民營企業）實際控制人。2002年，甲應乙請托，利用職務之便，通過向有關領導干部打招呼，為乙的女兒入職國有企業提供幫助，甲于2002年6月收受乙6萬元。2003年，甲通過朋友介紹與丙認識。丙為維護與甲的關系，為謀取利益提前“投資”，分別于2005年、2012年、2013年、2016年、2018年送予甲財物各1萬元。2005年至2012年，丙多次請托甲關照其公司發展，甲表示同意，但因丙所在公司業務轉型等原因，甲未向丙所在公司實際提供幫助。2013年至2014年，應丙請托，甲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有關領導干部打招呼，為其公司在支付土地出讓金、辦理施工許可證等事項上提供幫助，使其獲得巨額收益。2014年，丙為感謝甲的幫助，送予甲576萬余元財物。甲共計收受丙財物581萬余元。同時，2008年，甲應丁請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丁所在公司申報建設施工資質提供幫助，收受丁6萬元。2023年，甲案發。
本案中，對于甲收受丙581萬余元構成受賄罪不存在爭議，但對于甲收受乙6萬元是否已過受賄罪追訴時效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甲收受乙6萬元已過追訴時效。刑法第八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追訴時效中斷需滿足“在追訴期限以內又犯罪的”條件。甲于2005年收受丙1萬元雖計入受賄數額，但該行為單獨不構成犯罪，不符合“又犯罪”的情形，不能中斷2002年收受乙賄賂的追訴時效。第二種觀點認為，甲收受乙6萬元未過追訴時效。“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十五條明確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請托人財物，受請托之前收受的財物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應當一并計入受賄數額。甲于2005年收受丙1萬元已累計計入受賄總額，構成犯罪，符合追訴時效中斷“又犯罪”的規定，追訴時效應重新起算。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
刑法規定的追訴時效中斷制度，其核心在于對“又犯罪”的認定。此處“犯罪”指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行為，并不要求后罪與前罪性質相同，只要在追訴期限內實施任何犯罪行為，前罪追訴時效即應重新計算。刑法第八十七條明確規定了追訴時效期限：“犯罪經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一）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經過五年；（二）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經過十年；（三）法定最高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
本案中，甲于2002年收受乙賄賂6萬元，根據刑法規定應當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罰，追訴時效為五年，從收受賄賂之日起開始計算至2007年。甲在2005年、2008年、2012年等時間多次收受丙、丁財物，其中2014年單筆收受丙576萬余元的行為已獨立構成犯罪，且多次受賄行為均發生于2007年之后，因此，判斷甲于2005年收受丙財物1萬元的行為能否中斷2002年甲收受乙賄賂的追訴時效，至關重要，認定的關鍵在于此行為是否符合“又犯罪”的法定要件。
與傳統“一事一賄”不同，感情投資型受賄呈現“小額多次、謀利滯后”的特征。行賄人通過持續性財物輸送建立“感情紐帶”，實質是為未來不確定的請托事項購買“期權”；受賄人收受財物時雖無即時謀利，但默認將來利用職務便利提供幫助。本案中，甲于2005年及以后時間里的多次收受丙、丁好處的行為屬于連續受賄行為，根據刑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
一是甲多次收受丙財物行為屬于感情投資型受賄。《解釋》第十五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請托人財物，受請托之前收受的財物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應當一并計入受賄數額。本案中，甲于2005年、2012年至2018年多次收受丙財物共計581萬余元，其中2005年收受的1萬元雖無具體請托事項，但屬于感情投資型受賄。丙長期向甲輸送財物，目的在于通過感情投資換取甲利用職權提供的幫助，而甲后續為丙謀取利益的行為，印證了雙方權錢交易的實質。
二是甲收受丙的財物應累計計入受賄數額并整體評價。《解釋》第十三條第二款明確，“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解釋》第十三條第二款、第十五條共同構建了感情投資型受賄的認定與數額累計規則，通過立法技術，將未達立案標準的行為擬制為犯罪組成部分，一旦累計數額達到犯罪標準，則所有單次收受好處數額均應計入受賄數額。參照《刑事審判參考》第470號案例馬平、沈建萍受賄案指導精神，“以‘感情投資’方式多次收受數額巨大的財物，最后被告人接受具體請托為請托人謀利的，應當將多次收受的財物數額予以累計，以受賄犯罪論處。”本案中，甲分別于2005年、2008年、2012年等時間多次收受丙、丁財物，這些受賄行為形成連續犯罪關系，應整體評價并中斷甲于2002年收受乙6萬元行為的追訴時效。
綜上，本案中，丙前期對甲進行“感情投資”，后期提出具體請托事項并繼續送出財物，甲為其謀取利益，之前的“感情投資”是為之后的具體請托事項做鋪墊，應整體以受賄論處。甲于2005年收受丙1萬元雖未達單獨入罪標準，但與其他受賄數額累計計算后總額巨大，且具有連續性，應整體評價為受賄犯罪。因此，甲在追訴期限內又實施新的受賄犯罪，符合刑法第八十九條第二款關于“又犯罪”的規定，故甲于2002年收受乙6萬元的追訴時效應從2018年最后一次犯罪起重新計算，至2023年仍在追訴期限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