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在懲治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問題的高壓態勢下，仍有個別干部“不走正門走偏門”，企圖通過政治掮客為其職務晉升架橋鋪路。與此同時，支付“跑官費”的形式進一步隱蔽化、間接化，有的授意第三人支付“跑官費”，有的以投資理財產品、借款協議為“陽合同”并附條件給付，當“跑官”目的未達成則據此追回錢款等，這無疑給受賄犯罪完成形態的判斷、受賄金額的認定等拋出難題。

　　筆者就遇到這樣一起案例。甲，某縣副縣長，乙，該縣私營企業主，二人過從甚密，甲多次利用職務便利為乙謀取利益。甲得知社會人員丙可為其運作職務晉升，但需支付巨額“跑官費”。乙為感謝甲提供的幫助并繼續與其搞好關系，在甲授意下為其向丙支付“跑官費”500萬元。其間，甲為防被騙，要求乙與丙通過虛構借款關系簽訂“借款協議”作為保障，并口頭約定如若職務晉升未實現，乙可憑該協議要求返還500萬元“跑官費”，返還款項歸乙所有。半年后，因職務晉升尚無音訊，甲再次要求丙尋找其他“人脈”為其運作，并授意乙另行支付“跑官費”300萬元，且仍以前述方式簽訂“借款協議”作為保障。最終，甲所求職務晉升事宜落空，乙通過訴訟等方式追討，歷經數年陸續追回錢款共計250萬元，剩余款項無法追回。

　　本案中，對于甲授意乙支付800萬元后又追回250萬元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甲授意乙為其支付“跑官費”時對其受賄行為僅有概括故意，受賄的具體金額直至乙最終追回250萬元時才得以明確，故對實際損失的550萬元認定受賄既遂，追回的250萬元系甲“及時退還財物”，不作犯罪認定。第二種意見認為，甲與乙就支付800萬元給丙運作職務晉升達成一致，主觀上甲對收受800萬元具有故意，同時亦認識到受“借款協議”限制，丙未必能實際獲取800萬元；客觀上因丙幫其“跑官”未果，且250萬元最終歸乙所有，故認定800萬元成立受賄罪，其中550萬元為受賄既遂，追回的250萬元系未遂。第三種意見認為，所謂“借款協議”系虛假意思表示，行為本質是權錢交易，而甲授意乙支付800萬元的行為表明，甲對該錢款已達到實際控制程度，故對800萬元全額認定為受賄既遂。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甲授意乙支付800萬元應全額認定為受賄罪既遂。理由如下：

　　一是本案中所謂的借款協議系虛假意思表示，應根據真實意思還原其原貌。本案中，乙與丙簽訂借款合同，乙憑此提起訴訟并找回了部分“借款”。但究其實質，甲、乙與丙之間并不存在真實的借貸關系，而是一種非法的“買賣關系”——雙方就錢款用于為甲“跑官買官”的目的達成合意。甲要求乙簽訂所謂借款協議，正表明了其明知“買官”行為因違法而無效，無法據此追究對方違約責任，本質上是兩人通謀作出了與真意不一致的虛假表示。而針對行為人以虛假的民事法律關系掩蓋刑事犯罪的行為，應刺破民事法律關系的面紗，還原其刑事犯罪的真實面貌。

　　二是甲授意乙支付800萬元的行為構成受賄，既遂的判斷應以實際控制財物為標準。關于成立受賄罪的問題，客觀上甲利用職權為乙謀利，乙為表感謝為其“買單”，符合權錢交易的特性。盡管從行為表象看，乙直接將錢款轉至丙賬戶，但參照交付類型的“指令交付”模式加以剖析，該行為本質是乙先將錢款送給甲，甲再將錢款處分給丙，至此甲已實現對錢款的收受。主觀上，在甲指令乙為其支付“跑官費”的當時，二人對支付的800萬元系用于“跑官”均具有明確認知，且希望“跑官”成功，對此持積極追求的心態，故甲收受乙所送800萬元的行為符合受賄罪構成要件。行為人“是否實際控制財物”是區分受賄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本案中，經甲授意，乙對支付形式、金額、去向、用途等都在第一時間完全依照甲的指令操作，而其半年內接連支付“跑官費”更是體現了對甲的服從性，由此足以證明甲對這兩筆錢款具有充分的控制力。可見，當乙根據甲指令先后處分500萬元、300萬元時，甲已分別實際控制兩筆錢款，故應認定既遂。

　　三是甲不構成“及時退還財物”，對“及時退還”的判斷應聯系行為人收受財物時是否有受賄故意。“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九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賄”。對司法解釋的理解不可脫離刑法規定本身，受賄罪侵害的法益系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而非行賄人的財產。如若行為已經構成受賄罪，則無法通過退贓行為逆轉其犯罪的定性。因此，該規定所稱“及時退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時沒有受賄故意，即因主觀構成要件不符合而“不是受賄”。例如，他人賄送財物時因某種原因未能成功拒絕，或者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請托人向自己賄送了財物等情形。總之，對行為人的退還行為都要以受賄故意為核心，結合收受財物時有無拒絕行為、未拒絕的原因、退還的主動性、收受至退還財物的時間間隔等因素綜合把握。本案中，甲“跑官”心切，三番兩次主動授意乙為其“買單”，其受賄故意不言而喻，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業已被侵害。事后，甲也不存在積極追討、退還的舉動，僅告知乙可要回錢款，最終由乙通過歷時數年的訴訟追回250萬元，進一步佐證甲的行為無法達成“及時退還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