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決 書

（2016）湘0203刑初442號

公訴機關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孔某,男，1967年12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瀏陽市，漢族，大學本科文化，中共黨員，原系湖南省某學校計劃財務處處長，現系湖南省某學校保衛處處長（副處級）；因涉嫌犯玩忽職守罪，于2016年5月25日被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檢察院取保候審，2016年12月22日被本院取保候審；現在家。

辯護人戴志剛，湖南法健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張某，女，1968年12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鳳凰縣，苗族，大學本科文化，中共黨員，原系湖南省某學校計劃財務處核算科科長，現系湖南省某學校審計科科長（副科級）；因涉嫌犯玩忽職守罪，于2016年5月19日被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檢察院取保候審，2016年12月22日被本院取保候審；現在家。

辯護人殷進文，湖南火炬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劉靜，湖南火炬律師事務所律師。

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檢察院以株蘆檢刑訴[2016]441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孔某、張某犯玩忽職守罪，于2016年12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受理后，依法適用普通程序，組成由審判員劉躍羲擔任審判長，人民陪審員葉利君、鄧斌參加的合議庭，于2017年3月3日依法公開開庭審理。2017年3月23日、7月22日，因公訴機關建議本院兩次決定延期審理，補充偵查后于2017年4月22日、8月22日兩次恢復審理。又因向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請示法律適用問題，本案于2017年9月6日中止審理，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6日就有關問題作出批復，本案恢復審理。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劉雙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孔某及其辯護人戴志剛，被告人張某及其辯護人殷進文、劉靜均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檢察院指控：

2010年12月至2011年9月間，國家財政通過湖南省國庫集中支付核算局向湖南省某學校撥付學生獎學金、助學金、中職涉農專業學生免學費補助的專項資金760余萬元，由該校計劃財務處負責發放和會計核算。2010年7月左右，時任計劃財務處處長的被告人孔某在財務處核算科缺乏會計人員的情況下，安排在核算科負責職工薪酬、學生獎助學金等專項資金銀行代發工作的出納人員李某（已判決）同時擔任核算科會計人員。在此期間，被告人孔某、張某在明知有一部分學生沒有辦銀行卡，銀行無法將資金代發出去的情況下，沒有監督、檢查李某和銀行代發專項資金的情況；被告人張某在審核會計憑證時，將不能證明專項資金實際支出的《發放名冊》或《領據》作為專項資金支出依據，進行平賬處理，而未將證明專項資金實際發放情況的銀行代發明細等原始憑證納入記賬憑證。

由于被告人孔某、張某的工作失職，導致專項資金在發放、會計核算環節出現漏洞，從而給李某挪用專項資金提供了便利，使得李某在長達10個月的時間里多次挪用專項資金共計200多萬元卻未被發現，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1762050元。

2016年5月19日，被告人孔某主動到株洲市人民檢察院投案，被告人張某主動到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檢察院投案，均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為證明上述事實，公訴機關提供了，1、身份證復印件、破案經過、干部履歷表、湖南省某學校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計劃財務處崗位職責、刑事判決書等書證；2、證人朱某、劉某、李某、唐某、王某等人的證言；3、被告人孔某、張某的供述和辯解；4、同步錄音錄像等證據予以證明。該院據此認為，被告人孔某、張某嚴重不負責任，不正確履行職責，致使國家遭受重大損失，情節特別嚴重，二被告人的行為均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應當以玩忽職守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提請本院依法判處。

被告人孔某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沒有異議，但辯稱：1、李某擅自偽造專項資金發放表并加蓋學校印章，挪用大筆專項資金，是李某蓄意犯罪，計劃財務處有管理漏洞，但湖南省某學校也有責任，代發專項資金的銀行也有責任。2、對專項資金的發放，其本人履行了自己的職責。提出李某擔任出納是經過了學校的同意，而且其分工與李某犯罪作案沒有必然的聯系，李某挪用公款主要是利用了他代發資金的身份。3、他本人是內部聘用的，不屬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4、有自首情節，請求減輕處罰。

辯護人戴志剛提出以下辯護意見：1、指控的金額1762050元應該是1031450元，2012年2月學校經過清查，給553人補發了1031450元，說明只有這么多的資金需要補發，造成的損失也是1031450元。2、被告人孔某不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沒有規定湖南省某學校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湖南省某學校作為受委托行使職權也不合法；孔某作為財務處處長，履行對本單位內部的財物管理，不具有對不特定公眾進行管理的職權。3、李某挪用公款導致了損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湖南省某學校虛報領取國庫專項資金；二是湖南省某學校學生資助中心對沒有提供學生銀行卡的學生仍然進行造表申報；三是李某挪用公款的關鍵是能夠加蓋學校印章。4、被告人孔某沒有玩忽職守的情節，作為財務處長，不經手記賬、核算、審核具體工作。李某挪用公款關鍵是能夠加蓋到公章，只要偽造表格加蓋了公章，挪用公款就成功了，這與安排身兼會計和出納無關。5、銀行代發賬戶不屬于湖南省某學校，計劃財務處沒有監督管控的職責和責任，專項資金只要到了代發賬戶，就視為發放完畢，后面李某的行為不是計劃財務處的工作范圍。6、退一步說，被告人孔某有自首情節，犯罪情節較輕，依法可以免除處罰。

被告人張某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沒有異議，但辯稱：1、她不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2、李某挪用公款，不是她能夠監管到的，代發資金的銀行從來不提供發放資金的明細給財務處。

辯護人殷進文提出以下辯護意見：1、被告人張某不具備玩忽職守罪的主體要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規定“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在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時，有瀆職行為，構成犯罪的”，但是沒有證據證明中職學校在學校免學費補助工作中經合法授權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被告人張某在撥付專項資金中從事的是事業單位管理事務，對李某專項資金發放賬務處理審核通過，與她從事的其他財務收支審核沒有不同。2、被告人張某對湖南省某學校套取專項資金不知情，僅因為財務知識和經驗欠缺，未能對財務處已有的慣例（憑發放表進行平帳）提出糾正，對造成專項資金被李某挪用的結果在“原因力”上微乎其微。請求對被告人張某宣告無罪。

經審理查明：

湖南省某學校系財政補助事業單位法人。2005年8月31日至2012年2月24日，被告人孔某擔任該校計劃財務處處長，主持計劃財務處全面工作，負責制定財務機構設置方案，參與會計人員的任用和調配，組織編制財務收支預算等。2010年4月28日至2012年7月3日被告人張某擔任該校計劃財務處核算科科長，負責會計核算工作的組織、會計基礎工作質量，原始憑證和記賬憑證審核，負責年終決算組織、會計報表審核、現金和銀行存款對賬抽查工作等。

2010年12月至2011年9月間，國家財政通過湖南省國庫集中支付核算局向湖南省某學校撥付學生獎學金、助學金、中職涉農專業學生免學費補助的專項資金共計760余萬元，由該校計劃財務處負責發放和會計核算。根據湖南省某學校和交通銀行株洲分行的協議約定，交通銀行依據學校財務人員的加蓋學校行政印章的發放表進行代發上述撥付的專項資金。李某（已判刑）在擔任該校計劃財務處出納工作期間，通過偽造資金發放表并加蓋學校行政印章的方法將部分專項資金挪用至自己名下的賬戶內，其中，2010年12月31日將兩筆資金合計1536000元打入自己賬戶內，2011年6月7日分六筆合計123100元打入自己賬戶內，2011年6月28日將257000元打入自己賬戶內，2011年9月27日將430700元打入自己賬戶內（其中部分資金是先打入其持有并掌握密碼的學生戶名的銀行卡內再轉移到自己的賬戶內的）。

財政部、教育部于2007年和2009年下發文件要求：各高校應嚴格執行國家相關財經法規，對國家獎學金、助學金、免學費補助實行分賬核算、專款專用。財政部《會計基礎工作規范》也有規定：出納人員不得兼管審核、會計檔案保管和收入、費用、債權債務賬目的登記工作；會計核算應當以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為依據，按照規定的會計處理方法進行；會計機構、會計人員要根據審核無誤的原始憑證填制記賬憑證。

2010年7月左右，時任計劃財務處處長的被告人孔某在財務處核算科缺乏會計人員的情況下，參與安排李某同時擔任負責職工薪酬、學生獎、助學金等專項資金銀行代發工作的出納和會計人員。在上述專項資金發放期間，被告人孔某、張某在明知有一部分學生沒有辦理獎、助學金發放銀行的銀行卡，銀行無法將資金代發出去的情況下，沒有監督、檢查李某和銀行代發專項資金的情況；被告人孔某、張某在審核會計憑證時，將不能證明專項資金實際支出的《發放名冊》或《領據》作為專項資金支出依據，在記賬憑證上簽字審核進行平賬處理，而未將證明專項資金實際發放情況的銀行代發明細等原始憑證納入記賬憑證。被告人孔某、張某的工作失職行為，導致專項資金在發放、會計核算環節出現漏洞，不能及時發現李某偽造發放表而挪用資金的行為，使得李某在長達10個月的時間里多次挪用專項資金共計人民幣2346800元。李某在2011年3月至7月下發資金共計554750元給學生，將上述資金中的1792050元用于炒股等而虧損，除案發后退還30000元外，還有1762050元至今未歸還，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共計1762050元。李某因挪用資金于2012年2月16日被他人舉報后，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檢察院于同年2月18日立案偵查，于2012年6月7日被本院以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2012年2月湖南省某學校經過自行清查，另籌資金對553名學生實際全部補發獎學金、助學金等資金共計1031450元。

2016年5月19日，被告人孔某主動到株洲市人民檢察院投案，被告人張某主動到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檢察院投案，均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上述事實，有以下經過庭審舉證、質證并查證屬實的證據證明：

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

1、被告人孔某的供述和辯解，證明：2006年8月至2012年2月他在湖南省某學校擔任計劃財務處處長，負責財務處的全面工作，張某是核算科科長，負責核算科的管理，組織會計核算，對原始憑證的審核、記賬憑證的審核、對賬以及決算工作等。記賬憑證的審核，看數據是否正確、附件是否齊全、手續是否到位，由張某審核后才能出報表，原始憑證的審核，就是審核發票是否合規、手續是否到位、金額是否正確、內容是否合法等，張某審核簽字后，再交孔某審核。財務處負責對專項資金的發放和會計核算，專項資金都要求設立專戶進行單獨核算。財務處的分工是由他負責安排，李某在擔任核算科會計的同時負責專項資金、工資等代發工作。對于發放名冊中有的學生沒有銀行卡信息，他知道這些錢是發不出去的。不能代發的資金應掛在往來賬上，不能平帳處理，但是賬務人員為了簡化工作就一次性平帳。但是孔某在李某案發前并不知道是這樣做賬處理的。李某到銀行代發需要將加蓋學校行政公章的紙質發放表和電子發放表交給銀行。銀行代發工作由李某一個人負責的，出于對他的信任，期間沒有到銀行核對代發情況，是疏忽了對李某工作的監督。銀行沒有提供代發明細，財務處也沒有問銀行索要，但是經常有學生反映助學金等沒有及時到賬，他就安排李某去落實。

2、被告人張某的供述和辯解，證明：她是從2008年3月份開始到2002年9月，擔任湖南省某學校計劃財務處核算科科長，負責財務稽核，包括報賬、付款、記賬、報表等審核工作等。學校一直安排財務處負責學生獎學金、助學金等專項資金的管理、發放工作。專項資金的發放方法，是先由學工處將發放名冊交給張某審核，是否有學工處的簽名，總金額與發放名冊中的數額是否一致，學生是否簽名。張某審核后將發放名冊交給郭某，由郭某找財務處領導簽名，之后交給國庫支付系統申請支付。省財政廳審核后，將資金下發至銀行，李某將憑審批的發放名冊到銀行進行資金代發。郭某將發放名冊交給她時，她知道里面有很多學生沒有銀行卡號不能發放到學生手上，又沒有及時對李某代發工作進行跟蹤、核算，要求結轉等，李某沒有提供銀行代發戶轉賬明細等原始憑證的情況下就審核通過了專項資金的財務平帳（沒有人安排或者授意，實際上是財務處的慣例，處長孔某也是知情的）。她認為將資金發放到代發賬戶上就是發放完畢了，作出平帳處理沒有不當，下一步是由銀行代發，代發和核算都是銀行負責。她問過李某要銀行轉賬明細，但是李某說銀行不提供，她也了解了代發戶是不能提供轉賬明細的。如果嚴格按照財務操作規范，能夠發現李某將專項資金打入個人賬戶。李某身兼會計和出納兩職，在核算時就沒有留意。學校的所有賬目，不需要每月核算，只是在每一批費用實際發生后再進行核算。

3、證人李某的證言，證明：2012年6月因犯挪用公款罪被本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他利用擔任湖南省某學校財務處會計，經辦學生獎學金、助學金、中職涉農專業學生補助金的職務便利，先后多次將撥付下來的資金挪用經營股票、期貨交易、購買理財產品等，共計200多萬元，除了陸續發放給學生50多萬元資金外，其余的被虧損掉了，最后法院認定挪用公款170多萬元。他是受孔某指派擔任專項資金的專管員，進出都是由他負責。挪用的資金中，獎學金是國家財政通過省衛生廳按照在校學生一定比例撥付，助學金是補助在校中專學生，每個在校學生都有標準是1500元每年，是國家財政通過省衛生廳按照在校學生撥付。中職涉農專業學生補助每個再讀學生都有，標準是1000元每年。之所以能夠挪用公款，學校存在以下漏洞：一是沒有專門的人員對資金進行監督管理；二是學工處、成教部對學生信息把關不嚴，沒有身份證號碼、銀行卡號的應該剔除名單；三是財務制度混亂，他身兼兩職，而且應該要求銀行審查發放名單時，要有領導的簽名才能代發；四是實際上發放名冊中有很多領款人的簽名是事先被他人代簽的；五是財務上不需要核對資金實際是否發放到位；六是學校印章管理存在漏洞。對于一部分專項資金無法實際發放下去，學校的資助管理中心、成教部以及財務處的人都知情，無法發放下去的資金按理應該退回財政。他不清楚是誰安排或者授意對資金進行平帳處理的。大概在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財政撥付學校兩筆共計300萬元左右的專項資金，從學校資助管理中心交給他的經領導簽字的發放名冊看，有很多沒有銀行卡的學生名單，他就請示孔某如何處理，孔某要求他進行平帳處理，并且將這些無法發放下去的資金轉到李某的個人在交通銀行開設的賬戶上。他就清楚這些資金學校不需要急用，才開始鬼迷心竅挪用。這些情況張某應該知情，不然在審核時會提出異議，學校的領導也應該知情，因為不只有財務處經手。

4、證人朱某、劉某的證言，證明：他們是交通銀行株洲市分行零售業務部副經理，從2009年開始，銀行負責湖南省某學校工資、薪酬代發。到銀行來辦理代發業務的是李某。資金到位后，銀行要李某提供蓋有湖南省某學校行政印章的代發明細交給代發柜臺代發。從代發的資料不能區別資金的性質，但聽說有給學生的獎學金、助學金等專項資金。從2009年年初到2012年1月，該校負責人、財物稽查未到銀行來監督檢查過代發業務，每次銀行都會將代發清單交給李某，從回執體現的內容能夠檢查出李某在代發過程中，將部分資金轉到了自己賬戶上。

5、證人唐某的證言，證明：他是于2011年5月到湖南省某學校財務處工作的，開始是和李某跟班見習，后因李某被抓，就接手了主辦會計工作。核算科的職責是對財務資料進行審核，在對專項資金上需要進行三個環節審核，一是對資助中心的發放名冊的人數、資金進行核對，審查真實性、準確性；二是在國庫支付系統確認支付，以將專項資金支付至代發戶；三是非現金出納對無法發放的資金需要以學校的名義向銀行申請將資金轉至學校賬戶，再將結余資金轉賬憑證提交給主辦會計做賬并相互核對，核算科長進行審核，及時掌握專項資金實際發出多少、結余多少，作賬務處理。在2013年前，銀行代發戶是不能留存資金的，對于專項資金結余款，單位要向銀行提出申請，將資金轉到單位賬戶上。學校財務之前的用友財務軟件不支持分賬處理，沒有進行單獨裝訂憑證。李某案發后，2012年2月份發現有553人共計1031450元沒有發放到位，學校對挪用的公款進行了清理和補發。

6、證人羅某的證言，證明：她在李某案后被安排從事學生獎學金、助學金等的代發工作，唐某進行記賬，達到制約目的。國庫將資金發放到銀行代發戶后，她根據發放名冊重新制作一個發放表再加蓋財務章交給銀行代發。銀行發放完畢后，將發放名冊、銀行轉賬明細交給唐某作賬，如果有發放不到位的，再把名單交給資助中心落實重新報發放。原先存在補助資金發放到老師的個人名下或者由他人代領的不規范現象。

7、證人王某的證言，證明：她是從2007年至今在湖南省某學校成教部工作，負責招生、注冊，對接學校資助中心辦理向村醫生學生各項資助的申報、評選、發放等。她將注冊在籍的學生制作發放名冊，經聶某部長簽字后交給資助中心的郭某，并將簽好字的名單交給李某去代發。除她負責的兩個班100余人和譚克負責的茶陵班58人由兩人領取現金外，其他學生的免學費補助是通過銀行轉賬到銀行卡中。申報名冊中2007、2008、2009、2010級的學生數量比發放名冊中多600多人，因為很多鄉村醫生報名后不來讀書。他在準備申報時向聶某部長提出注冊未讀書的是否要申報，聶某要求全部申報。學校資助中心也從來沒有要求報送學生異動情況。對于注冊未讀的補助是由財務處負責發放，雖然她在領據上簽字了，但是她確實沒有領取錢。

8、證人聶某的證言，證明：他是湖南省某學校的成教部部長，他知道注冊在籍未讀學生在申報免學費時沒有剔除名單，實際撥付下來的資金多余的款項，學校也是想用于學校建設資金。（看過記賬憑證后）辦理領據的時候，領據上記載的專項資金數額并沒有撥付下來，也沒有實際發放給學生，是他要王某辦理的，因為財務處這樣要求。但是沒有想到財務處拿了領據和財政撥款通知單進行平帳處理。

9、證人袁某、潘某的證言，證明：孔某擔任計劃財務處處長期間，對工作崗位進行了分工，明確了各工作崗位的職責，并安排李某擔任會計。

10、事業單位法人證書、組織機構代碼證，證明：湖南省某學校系財政補助事業單位法人。

11、被告人孔某的身份證復印件，干部履歷表，任職通知，被告人張某的身份證復印件、干部履歷表、職務聘任通知，證明：被告人孔某的身份信息以及履歷，自2005年8月31日至2012年2月24日擔任計劃財務處處長,現任保衛處處長。被告人張某的身份信息以及履歷，自2010年4月28日至2012年7月3日擔任計劃財務處核算科科長，自2012年7月3日至2013年7月3日擔任監察審計室審計科科長,現任效能管理科科長。

12、湖南省某學校提供的計劃財務處崗位職責，證明：計劃財務處的崗位職責以及明確了處長（主持全面工作）、核算科長（原始憑證和記賬憑證的審核、現金和銀行存款對賬抽查）等崗位的職責。

13、會計基礎工作規范（1996年6月17日財政部發布）、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財預字1997（288）號}，證明：財政部對會計工作的規范要求，其中：出納人員不得兼管審核、會計檔案保管和收入、費用、債權債務賬目的登記工作；會計核算應當以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為依據，按照規定的會計處理方法進行；會計機構、會計人員要根據審核無誤的原始憑證填制記賬憑證。

14、財政部、教育部關于印發《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國家獎學金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關于印發《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國家助學金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中等職業學校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涉農專業學生免學費工作的意見》，證明：財政部、教育部要求高校嚴格執行國家相關財經法規，對國家獎學金、助學金、免學費補助實行分賬核算、專款專用，不得挪用、截留，并接受財政、審計、監察等部門的監督。

15、關于2009年中等職業學校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涉農專業學生免學費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證明：2010年6月1日，省教育廳下發通知，明確免學費對象為在籍在校學生，流失學生不得作為免學費對象，應在第一時間退還給學生本人，并通知家長，加強政策落實和資金發放的監督檢查。

16、記賬憑證復印件四組，證明：2010年12月份、2011年5月份、2011年6月份、2011年9月份，國家財政通過省國庫集中支付核算局向湖南省某學校撥付獎學金、助學金、免學費補助專項資金分別為397.2萬元、34.4萬元、286.845萬元、43.02萬元，該校計劃財務處以入賬通知書和審批同意的獎助學金發放名冊或者審批同意（孔某、張某均簽名）的領據對上述資金進行平賬處理，未將銀行代發回執原始憑證做賬。

17、交通銀行株洲分行代發明細，證明：2010年12月31日，銀行代發湖南省某學校獎學金、助學金、免學費補助等資金共計397.2萬元，其中交通銀行提供的代發明細中有兩筆合計1536000元發放到李某處；2011年6月7日，代發明細中有六筆合計123100元發放到李某處；2011年6月28日，代發明細中有257000元發放到李某處；2011年9月27日，代發明細中有四個姓名，其中發放到李某處269700元，發放到另三名學生為64500元、45500元、51000元，合計430700元。

18、交通銀行薪酬費用代發合同，證明：學校提供加蓋學校單位公章的代發業務匯總清單以及店子信息數據進行代發。

19、湖南天泰司法鑒定所鑒定書，證明：湖南省某學校采用收付實現制做賬，收到湖南省財政廳撥入的補助助學金時體現收支平衡，僅憑“中醫學校代發學生中職助學金明細表”和代發經手人提供的銀行支付憑證來核銷，未通過“貨幣資金”科目核算，存在較大漏洞。

20、刑事判決書，湖南天泰司法鑒定所鑒定書、李某購買理財產品、購買股票、買賣現貨交易的書證，證明：李某于2012年6月7日因犯挪用公款罪被本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認定：李某利用擔任湖南省某學校計劃財務處會計，自2010年12月30日至2011年9月27日期間，在經辦該校發放學生獎學金、助學金、涉農專業學生補助過程中，多次將專項資金2346800元挪出，并將其中的2321700元用于購買理財產品、購買股票等活動，導致1762050元資金未歸還。

21、李某代發學生獎助學金的書證，證明：李某在案發前，將挪用至其賬戶內的資金發放給了學生共計554750元。

22、破案經過，證明：2016年3月，株洲市蘆淞區人民檢察院在對湖南省某學校李某挪用專項資金一事進行專項檢查發現該校有關人員涉嫌瀆職犯罪。2016年3月7日，該院予以立案，調取書證、詢問證人。2016年5月19日，孔某、張某分別投案自首，供認犯罪事實。此案告破。

23、會計移交清單，證明：2011年5月1日李某將會計工作移交給唐某。

32、湖南省某學校提供的孔某、張某的現實表現的情況報告，證明：二被告人在2012年后在新的崗位都表現優秀。

辯護人殷進文提供的證據：

1、湖南省學生資助工作文件匯編復印件，擬證明：湖南省某學校沒有管理者的職權，是被監督的身份，不屬于受國家機關委托的組織。

2、案發時間之前的學校的記賬憑證復印件，擬證明：湖南省某學校案發之前的記賬慣例和本案中的記賬一樣。

上述證據經當庭舉證、質證，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均無異議；公訴人對辯護人殷進文提供的證據認為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對證明內容有異議。上述證據，真實合法，與案件有關聯性，本院均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湖南省某學校是事業單位，被告人孔某、張某分別是湖南省某學校計劃財務處長、計劃財務處核算科科長，對本案所涉的國家撥付給高校學生的獎學金、助學金、免學費補助等專項資金應按照財政部、教育部等部門的有關文件規定對該類專項資金實行分賬核算、專款專用，負有監督、管理職責，其均是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被告人孔某、張某在履職期間因沒有認真履行監管責任，工作嚴重失職，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二被告人的行為均構成玩忽職守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孔某、張某犯玩忽職守罪的罪名成立。2016年5月19日，被告人孔某、張某主動到株洲市人民檢察院投案，均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二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節，依法均可以從輕處罰。被告人孔某、張某以及辯護人戴志剛、殷進文均辯稱二被告人不屬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經查，湖南省某學校履行發放高校獎學金、助學金、免學費補助等專項資金職責，是受國家財政部、教育部等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而被告人孔某、張某系在該校計劃財務處分別擔任處長、計劃財務處核算科科長是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符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故該辯解、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被告人孔某辯稱對專項資金的發放，其本人履行了職責，李某的分工與李某犯罪沒有必然聯系的辯解意見，經查，被告人孔某作為學校計劃財務處處長，參與李某身兼會計和出納的人事安排，違背財務人員相互監督的會計基本原則，且在發放專項資金的財務核算中未能嚴格遵守會計準則進行會計科目設置核算，未能及時發現李某挪用專項資金的情況，為李某挪用專項資金提供了可乘之機，該辯解意見與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納。辯護人殷進文提出被告人張某因為財務知識和經驗欠缺，未能對計劃財務處已有的慣例提出糾正，對造成專項資金被李某挪用的結果在原因力上輕微，請求對被告人張某宣告無罪的辯護意見，以及被告人張某提出對李某挪用公款她不能實行監管，代發資金的銀行從來不提供發放資金的明細給計劃財務處的辯解意見，經查，被告人張某作為學校計劃財務處核算科科長，應對財務會計具有專業的知識，在審核會計憑證時應當依照會計基本原則履職而沒有嚴格履職，顯然不是因為財務知識、經驗欠缺，其失職行為與本案損失的造成具有相當因果關系，依法對其應當予以定罪，故對該辯護、辯解意見本院不予采納，但被告人張某對性質的辯解，并不影響對其自首的認定。鑒于本案中176萬余元損失是“一果多因”所致，其中103萬余元系學校實際應發放的專項資金，其余的損失學校有虛報套取資金之嫌，該損失在責任上更加分散，二被告人可以不承擔刑事責任。辯護人戴志剛提出學校事后經過清查補發學生1031450元，造成的損失應是1031450元的辯護意見，經查，李某挪用公款均來源于國家財政撥付，最終在案發前造成1762050元的實際損失，該辯護意見與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納。鑒于本案損失后果的形成，本質上是由于他人犯罪行為所造成，二被告人的失職行為是他人犯罪能夠得逞的因素之一，本案危害后果的發生系多因一果。綜上，二被告人犯罪情節輕微且具有自首情節，可對其免予刑事處罰。被告人孔某辯稱、辯護人戴志剛提出被告人孔某有自首情節，請求減輕處罰、免予刑事處罰的意見，經查屬實，本院予以采納。被告人孔某以及辯護人戴志剛辯稱湖南省某學校對李某挪用專項資金也負有責任，李某挪用公款導致了損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意見，經查屬實，本院予以采納。綜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款、第三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一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一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七條、第八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孔某犯玩忽職守罪，免予刑事處罰；

二、被告人張某犯玩忽職守罪，免予刑事處罰。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　判　長　　劉躍羲

人民陪審員　　鄧　斌

人民陪審員　　葉利君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書　記　員　　張雯靜

附相關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第三十七條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

第六十一條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

第六十七條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

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

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況，討論了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的適用問題，解釋如下：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在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時，有瀆職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關于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

第一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或者輕傷9人以上，或者重傷2人、輕傷3人以上，或者重傷1人、輕傷6人以上的；（二）造成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的；（三）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四）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一）造成傷亡達到前款第（一）項規定人數3倍以上的；（二）造成經濟損失150萬元以上的；（三）造成前款規定的損失后果，不報、遲報、謊報或者授意、指使、強令他人不報、遲報、謊報事故情況，致使損失后果持續、擴大或者搶救工作延誤的；（四）造成特別惡劣社會影響的；（五）其他特別嚴重的情節。

第七條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管理職權時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構成犯罪的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的規定，適用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第八條本解釋規定的“經濟損失”，是指瀆職犯罪或者與瀆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立案時已經實際造成的財產損失，包括為挽回瀆職犯罪所造成損失而支付的各種開支、費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訴前持續發生的經濟損失，應一并計入瀆職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債務人經法定程序被宣告破產，債務人潛逃、去向不明，或者因行為人的責任超過訴訟時效等，致使債權已經無法實現的，無法實現的債權部分應當認定為瀆職犯罪的經濟損失。瀆職犯罪或者與瀆職犯罪相關聯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親友自行挽回的經濟損失，司法機關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單位及其上級主管部門挽回的經濟損失，或者因客觀原因減少的經濟損失，不予扣減，但可以作為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