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花浮玉，夜涼如洗。又是一個橙黃橘綠的金秋。

今年10月25日，是革命先烈蔡以忱殉難95周年紀念日。

木蘭山的秋風，吹落了歲月的黃葉，卻吹不走家鄉(xiāng)人對蔡以忱的思念。近年來，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qū)邀請文史專家與蔡以忱后裔一道，搶救性地搜尋史料，辦起了蔡以忱陳列室，緬懷革命先烈，傳承紅色精神。

沿著先烈的足跡，讓我們走進蔡以忱的一生。

“心中有天理，萬物豈能侵”

蔡以忱陳列室選址于武漢市黃陂區(qū)蔡家榨街道蔡官田村的一棟三開間老屋，在蔡濟民故居隔壁。這里曾經(jīng)是蔡以忱讀書的啟蒙地。

走進蔡官田村，百年前的私塾無跡可尋，村支書帶我們一行前來參觀的人來到了“蔡公井”旁。青石壘砌的井口面積相當于半張乒乓球桌，地勢傾斜，低處石板掩口，方便人們?nèi)∷咛幤銎鹆嘶⌒蔚膰鷫Γ瑖鷫Π肴烁撸w上黑瓦，有效地將地表水分流。雙手捧起井水，清涼直沁心脾。大家站在樹蔭下，聆聽蔡家的故事。

“蔡公井”源于蔡家祖上功德。《蔡氏宗譜》記載：世祖蔡完，進士及第，官至大同宣撫巡按，代天子出巡。然而，這樣一位位高權(quán)重的大臣，卻是囊中羞澀，至死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去世后多虧友人解囊相助，才得以返鄉(xiāng)安葬。此事感動了明嘉靖帝，他賜蔡完匾額“清官第一”。

蔡家后人十分珍惜這份榮譽，黃陂蔡氏宗祠從此以“清廉堂”為號。隨之，蔡家整修蔡官田村水井，定名“蔡公井”，福澤鄉(xiāng)鄰，源遠流長。

當年，蔡以忱被送到蔡官田私塾啟蒙，先生是本家的，有學問，還很體己。蔡先生帶蔡以忱拜謁蔡公井，并講述了關于“酌貪泉”的故事。當蔡先生講到程頤吟出“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時，年幼的蔡以忱稍加思索，張口接龍：“心中有天理，萬物豈能侵”，還表示永遠不忘蔡公井，一輩子自守清白。

蔡家從江西遷來，代代踐行耕讀傳家的好傳統(tǒng)，出過不少有學問的人。正如蔡元培先生為蔡家宗譜作序所言：“迄今秀出班行之士，亦濟濟于黌序之中。”

蔡以忱的大哥蔡極忱，湖北商業(yè)中學畢業(yè)，隨同盟會資深會員蔡濟民參加武昌起義。年長10歲的大哥，十分關心兄弟們的成長。在大哥的幫助下，二哥蔡襄忱和蔡以忱雙雙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

蔡以忱暗下決心，一定要為中華民族擔責盡力。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學潮風暴席卷北京、上海、武漢、青島等地。

5月17日，武漢學生聯(lián)合會在中華大學舉行成立大會，惲代英、林育南、李求實、陳潭秋、蔡以忱等學聯(lián)骨干參會。那些時日，蔡以忱口誅筆伐，晚上寫文章辦刊物，白天游行發(fā)刊物，一天到晚，忙得腳不點地。

在中華大學校長陳時和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劉鳳章的支持下，學聯(lián)愈戰(zhàn)愈勇。學生們一邊散發(fā)傳單，向社會說明真相，一邊爭取社會力量支持。通過分頭努力，學生運動得到武漢律師事務所、紅十字會和一些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全市商人、輪船水手、商輪公司相繼罷工。

經(jīng)歷了兩個多月的斗爭，武漢的學潮運動與京、津、滬同步，取得了重大勝利。

蔡以忱疲憊地回到了老家，父親蔡宏熩抱著兒子淚流滿面。這淚是歡喜的，三兒子終于回來了。這淚又是悲傷的。身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的蔡濟民在利川縣被害而死，還未能昭雪冤屈。大哥蔡極忱在戰(zhàn)爭中負傷，生命垂危，最終不治身亡。

就在料理蔡極忱喪事后的第三天，蔡以忱喜添貴子。他給兒子起名“惠安”。惠安，安慰了蔡宏熩的老年喪子之痛。

農(nóng)民運動的“最得力者”

1923年5月，經(jīng)董必武介紹，蔡以忱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作為農(nóng)民的兒子，蔡以忱帶著天生的樸素感情，為發(fā)展湖北的農(nóng)民運動出生入死。

早在1924年的冬天，他就潛入黃梅縣組織農(nóng)民研究會，暗中發(fā)展黨員。《中國共產(chǎn)黨告農(nóng)民書》發(fā)表后，在董必武、陳潭秋等人的支持下，蔡以忱積極籌備省農(nóng)協(xié)，1927年被推選為湖北省農(nóng)民協(xié)會執(zhí)行委員兼組織部長。此后幾年，他多次深入縣、鄉(xiāng)，指導農(nóng)協(xié)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蔡以忱臨危受命，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農(nóng)民部長。

在董必武的眼中，蔡以忱“最得力”，一是農(nóng)運，二是宣傳。他以扎實的學問作基礎，舌如利劍，筆做刀槍，先后編輯過《湖北農(nóng)民》《武漢星期評論》《武漢評論》等。他襄助武漢地委委員吳德峰創(chuàng)辦崇實中學，并擔任訓導主任；任教于中央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黃埔軍校武漢分校、黨義研究所、兩湖黨校和工人夜校，主講世界各國革命史。他操持長江書店落地漢口，印刷發(fā)行黨中央刊物。至于寫文章、搞演說，更是家常便飯。

蔡以忱作為湖北農(nóng)運的領導人之一，既是農(nóng)民運動理論的支持者，更是斗志昂揚的戰(zhàn)士。他領導農(nóng)民運動，不僅搞宣傳，還抓槍桿子。大革命時期，蔡以忱組織農(nóng)民培訓班的四百余名學員編入賀龍部，壯大革命隊伍。他分析：農(nóng)運到了緊要關頭，必須“拿起武器”。

這也為他日后參加秋收起義埋下了伏筆。

八七會議之后，毛澤東回湖南組織秋收起義。

為加強秋收起義的領導，湖南省委決定，蔡以忱擔任中共安源市委書記。

1927年8月31日晚，毛澤東等乘火車到達安源。第二天，秋收起義軍事會議（史稱“安源會議”）召開。會議決定，中國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正式成立。下轄三個團，第二團以安源工人糾察隊、安源礦警隊為基礎，約2100多人，團長為王新亞，蔡以忱任黨代表。

戰(zhàn)場形勢瞬息萬變，不斷出現(xiàn)的新情況演繹出諸多的驚心動魄。起義籌備中，礦警隊營長陳鵬意欲帶隊投敵。得知情報，蔡以忱當機立斷，決定立即鏟除內(nèi)奸。9月5日凌晨，八個叛徒被抓捕處決。

9月12日，第二團向“吳楚咽喉”醴陵進發(fā)。部隊趕到醴陵后，仔細偵察地形與敵情，制訂了三路攻城的戰(zhàn)斗計劃，即中路主攻，左路占領制高點，右路襲擊渡口，防堵敵人逃竄。戰(zhàn)斗隨即打響，當天下午，鮮紅的大旗插上了醴陵縣城頭。

在勝利的歡慶中，蔡以忱接到命令，回安源市委主持工作。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接任二團黨代表。

橫刀眉梢笑

如今的江城，大革命的印跡依稀可見。中共五大會址原貌保存，文物依序陳列，革命先烈的群雕莊嚴肅穆。滾動播放的音像制品，正在講述著那些不能忘卻的故事。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

蔡以忱參與了中共五大籌備的工作。為確保大會安全，蔡以忱帶人精心選擇會議地點。他們在武昌與漢口各確定一處候選。一處是武昌高等師范第一附屬小學（今武昌都府堤20號），靠近農(nóng)講所，便于警戒。另一處是漢口的黃陂會館。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順利開幕。

身為湖北區(qū)委委員兼武昌地委書記的蔡以忱與武漢市公安局局長吳德峰縝密分析偵察情況，一致認為：五大代表多數(shù)住在漢口，乘輪渡過江開會，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而位于漢口的黃陂會館與國民革命軍的練兵校場毗鄰，立有“軍事重地”的牌子，有荷槍實彈的軍人巡邏，也有吳德峰的警察部隊和工人糾察隊便衣守衛(wèi)前后，一般人不敢也很難接近。于是，經(jīng)報籌委會同意，從29日開始，移至黃陂會館繼續(xù)開會。

中共五大誕生了首屆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蔡以忱當選為委員。

對于設立中央監(jiān)察部門的必要性，蔡以忱深有體會。在領導農(nóng)民運動的四年中，尤其是經(jīng)歷陽新慘案處理的曲折過程之后，他刻骨銘心地體會到：紀律是勝利的保證。

1927年冬天，蔡以忱走上了另一個腥風血雨的戰(zhàn)場。

冬日長沙港，北風呼呼，烏云密布，一艘客輪拉響了啟程的汽笛。蔡以忱奉命赴常德組建中共湘西特委。

湘西特委第一次會議于11月上旬在常德城郊河洑山上的太和觀召開。三十多位代表晝伏于叢林，夜集于太和觀，整整四個通宵，完成了組建中共湘西特委的使命，選舉彭公達為特委書記，蔡以忱等六位同志為委員。

湘西特委建立后，由于外部環(huán)境惡劣、成員的犧牲和叛變等多方面原因，組織遭受重創(chuàng)，一大批共產(chǎn)黨人倒在了敵人的屠刀之下。當年年底，湘西特委部署“年關暴動”。

石門“年關暴動”選在除夕夜進行，蔡以忱和其他縣委委員分頭帶隊行動，點對點地懲處了一批反動官僚和鄉(xiāng)紳，也引來了敵人的瘋狂報復。半個月后，軍閥雷世光師的一個團以軍事演習為名，逮捕并槍殺了一大批共產(chǎn)黨員、國民黨進步人士和學校進步師生，史稱“石門慘案”。

湘西險象環(huán)生，共產(chǎn)黨人幾乎無處立足。特委機關幸存人員分頭工作，時任特委常委、軍委書記蔡以忱和委員游才英留在鄂湘交界的澧縣活動，尋找機會爭取湖北省委的支持。

蔡以忱隨時準備犧牲。

他拿起紙和筆，分別給二哥蔡襄忱和發(fā)妻吳金梅寫信。

妻子需要寬慰，蔡以忱有情有義：“我曾想我們倆身后合葬，現(xiàn)在看來也許是奢望了……我們正是為了救助全中國的父母和妻兒，所以犧牲了自己的一切……”

二哥是讀書人，通曉民族大義，蔡以忱在信中列舉多個為理想而犧牲的先烈和戰(zhàn)友，以死明志，并留下絕筆詩：

“申鳴大義臣，仗劍掃煙塵。橫刀眉梢笑，忠貞掩昆侖。”

1928年10月25日，因叛徒出賣，蔡以忱在掩護群眾轉(zhuǎn)移途中被捕，就義于澧縣小南門外，年僅2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