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城口縣因自古扼守陜西、湖北進入川渝之門戶，形如“城口”而得名。于少東身為城口縣重要領導干部，不僅沒能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守住廉潔自律的“城門”，還導演了“一人當官、全家腐敗”的悲劇，將自己連同妻子一起送進牢門。
2013年12月，經重慶市紀委常委會討論并報市委常委會議批準，決定給予于少東開除黨籍處分；2014年3月，城口縣人大常委會給予于少東開除公職處分；2014年5月，于少東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其人生軌跡值得深思、讓人警醒。
兒子貪圖奢華 一味追求致富捷徑
“數十輛豪車組成的迎親隊伍，五星級酒店的100多桌盛宴，華麗夢幻的婚禮現場，動用大型搖臂設備和數臺攝像機多角度實時拍攝，高達40萬元的婚禮花費……”
連見過不少世面的酒店服務生都為之驚嘆：好大的排場！
大排場的背后，是大肆收受禮金：在婚禮現場的簽到臺，主辦方準備了空紅包，送禮者領取空紅包裝入禮金，在紅包上寫上名字，交給接待人員。這場多達千人參加的婚禮，于少東收受禮金200多萬元，其中，收受黨政機關人員和企業老板禮金共計58萬余元。
于少東很清楚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借機斂財是違紀行為。起初，他不主張兒子操辦婚禮，想讓兩個年輕人旅行結婚。這樣的提議，說明于少東的頭腦中并非完全沒有紀律這根弦。
遺憾的是，于少東沒能堅守住自己的想法。他的兒子曾在多個場合向他施壓：“老爸，如果不辦一場像樣的婚禮，我會后悔一輩子的……我只是不想留下遺憾！”再加上妻子、親家母和其他親友在一旁慫恿：“年輕人一輩子就這一次，也該好好風光一下。”扛不住家人的反對以及周圍親朋的勸說，帶著“一些人辦了不也沒事”的僥幸心理，于少東本就不堅定的態度隨之發生了轉變，在召集親朋好友精心籌劃一番后，一場奢華的婚禮就這樣徐徐拉開帷幕。
然而，于少東兒子的“奢華夢想”何止于一場婚禮。大學畢業后，他懷揣創業致富的夢想，卻幾無斬獲，聽到別人談起工程項目中的巨額利潤，他不禁想起了父親手中的權力。
這一次，于少東的心路歷程也是一樣的，兒子在這個家庭中長期以來的驕橫又一次“折服”了他。這位縣人大常委會主任關照縣發改委、國土房管局以及部分鄉鎮的相關負責人予以幫助，工程項目紛至沓來：某村安全飲水工程、道路硬化工程、土地開發項目、土地復墾工程………
隨著工程項目的不斷增多，于少東兒子的“奢華夢想”也不斷膨脹。他為自己購置了一棟豪華別墅，僅房屋裝修就花了100多萬元，還購買了一輛進口越野車，并雇傭一名專職司機為其服務。
所有的一切，都顯得歌舞升平、幸福祥和。然而，這些猶如鏡花水月，短暫而虛假。兒子的驕橫奢華加速了于少東滑入貪腐“泥潭”，于少東也因大操大辦兒子婚宴，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插手、干預建設工程，幫助其子承攬多個工程項目而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
妻子飛揚跋扈 攫取金錢鋌而走險
抽煙、喝酒、賭博、公開吵架……
你很難把這些行為與一位初為人民教師、后為政府工作人員的縣領導妻子聯系在一起。
在城口縣，于少東的妻子李某是響當當的“大姐大”。她不僅抽煙、喝酒、打牌樣樣在行，而且脾氣暴躁，敢說敢做。在一次機關干部運動會上，因為對裁判的判罰不滿，她就“身先士卒”率領本單位職工與對方發生激烈沖突，影響惡劣。
一個飛揚跋扈、不守規則的人，在金錢面前也是躁動不安的。
李某曾擔任城口縣礦產品規費征收所所長一職，主要負責礦產品準運證辦理和企業規費減免等事項，能直接扼住各采礦企業生存之咽喉。為了獲得這些利益，當地的企業老板紛紛趨之若鶩。
個體老板譚某為了減免噸位差所形成的規費欠賬，也就是其實際開采運輸的礦產品數量超出準運證所核定的噸位須補交的費用，在李某家中送給她10萬元。隨后，譚某的規費欠賬得到免除。
還有一次，某冶煉廠總經理師某為了解決噸位差問題，以及在欠規費時仍能辦理準運證，在李某辦公室送給她20萬元。之后，該冶煉廠的規費欠賬得到免除，并順利辦理了新的礦產品準運證。
李某不僅自己“擅長”權錢交易，還不忘做好于少東的“賢內助”。一位錳礦老板為表示感謝，有意送給于少東一套重慶主城的房子。李某得知后，全程一同看房、選房并完成辦理購房手續。之后，她又“親自”收取對方12萬元的房屋裝修費，加上購房費用總計68萬余元。
古人云：“取予有節，出入有時。”李某一味地為攫取金錢鋌而走險，不僅讓自己落個身敗名裂，還葬送了丈夫的前程和整個家庭的幸福。
自己心態失衡 欲望洪水致其沒頂
“我兒時生活艱辛，長大后靠自己的努力才走到今天……看到一些并不起眼的人很快腰纏萬貫發了跡，我心里就漸漸失去了平衡……我利用手中權力讓一些企業老板獲取了很多利益，自己也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不正當的禮金。”
在悔過書中，于少東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態失衡過程。
1959年，于少東出生在一個教師家庭，兄妹五人，排行老三。在幼年時期，曾飽嘗食不果腹之苦，他至今仍然記得在莊稼地撿拾糧食和用野菜雜糧充饑的情形。1978年全國恢復高考后，于少東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四川醫學院。大學畢業后，于少東放棄在成都的工作機會，主動要求回到偏遠的城口縣工作。
在上世紀80年代，作為全縣為數不多的全日制大學生，于少東是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代表。很快，他就順利地入了黨，還被破格提拔為縣人民醫院院長。踏上仕途之后，于少東也干得順風順水、志得意滿。他用20年的時間從醫院院長做到衛生局局長、縣政府副縣長，再到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和縣人大常委會主任，幾乎是每隔4年左右就獲得一次提拔。
隨著職務級別的不斷提升，于少東出差應酬、出國考察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對外面五彩繽紛的世界充滿了羨慕和驚嘆，世界觀和人生觀也慢慢地產生了偏移。
在于少東擔任常務副縣長期間，正值城口縣錳礦行業發展的黃金時期。“發錳財、猛發財”，在長期交往中，于少東與錳礦老板們逐漸成了“兄弟伙”，喝酒、打牌都經常泡在一起。看到別人一頓飯就消費幾千上萬元，而自己辛苦一年的工資還抵不了幾頓飯錢，于少東內心產生了極大的不平衡感。
有一次，組織上安排于少東前往加拿大參加培訓。當錳礦老板汪某得知這個消息后，便來到他的辦公室：“于縣長，聽說您要去加拿大考察，美元在那邊可以流通，這些你先拿著用。”汪某走后，于少東打開信封，里面是整整齊齊的2萬美元。按照當時的匯率，2萬美元就是17萬元人民幣。于少東雖然“有內心顫動和不安”，但是在巨大的誘惑面前，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的麻木和貪欲之心的激動”。
思想一旦決堤，欲望的洪水將淹沒一切。從幾千上萬元的小額禮金開始，到幾萬元甚至是幾十萬元的巨額賄賂，于少東的胃口越來越大。他凡事都拿利益來考量，不送錢不辦事，送了錢亂辦事。在錳礦老板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偵查后，他利用職務影響以“保護企業發展，維護經濟穩定”為由游說，為汪某開脫減輕罪責。為此，汪某一次就送給于少東30萬元。
對于金錢，身陷囹圄的于少東幡然醒悟：“錢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怪東西，如果你心靈不純，想過多地占有它，它就能毀掉你的一切！”
可惜，悔之晚矣！
案例點評
從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看，家風敗壞往往是領導干部走向嚴重違紀違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領導干部不僅在前臺大搞權錢交易，還縱容家屬在幕后收錢斂財，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響經商謀利、大發不義之財。
人人都有親情，但決不能逾越黨紀國法。過分溺愛子女、縱容家屬，必將禍起蕭墻。
作為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做到個人感情與黨紀國法分清，公權力運用與個人和家庭利益分清、職務行為與私人行為分清，不為親情所困，不用親情代替原則，更不能為了親情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必須對配偶、子女嚴格要求、嚴加管教。既要嚴于律己，又要從嚴治家；既要把好廉潔自律的“前門”，又要守好家庭防線的“后門”。如果領導干部不能慎用手中的權力，對家里人的胡來不加約束糾正，甚至打氣撐腰，到頭來的結果只有一個：人前“同氣連枝”、獄中“同病相憐”。
其實，不少落馬官員貪腐的初衷，是為了讓家人生活得更好。但當方向錯誤時，走得越快，反而離目標越遠。一些官員不僅自己落馬，妻子兒女也同樣因觸犯法律而受罰。權力成就一個人，也足以毀掉一家人，官場“家庭式腐敗”現象，為做官者敲響警鐘，為官員家屬敲響警鐘。
于少東懺悔書
我出生在城口一個中學教員的家庭，兄妹共5人，我排行老三。我的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到月底糧食不夠吃，母親在飯里添加的叫不出名的野菜雜糧和春秋兩季全家齊動員到鄉下生產隊已收割的莊稼地撿拾糧食的情景。
1978年我考取了四川醫學院（華西醫科大學）。作為當時所謂的一代驕子，大學五年我刻苦學習，努力在醫學領域涉獵知識，使我成為了一名基礎功底較扎實的醫科畢業生。但作為一個剛進社會的年青人，我對社會的理解，對人生理想目標的定位都是膚淺而模糊的。由于家庭父母的原因，大學畢業后我自愿回到了家鄉城口縣，被分配到了縣醫院工作。在組織、同事們和家人的幫助下，我很快成了縣里的一名骨干醫生，順利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破格擔任了縣醫院院長，五年后又擔任了衛生局局長。1998年后，我當選為城口縣人民政府副縣長、常務副縣長和縣人大常委會主任，可謂是一帆風順。
正因為仕途走得太順，我也漸生了自滿的情緒。總認為自己對家鄉有貢獻，對得起組織，而忘卻了組織的關心培養和所給我的一切機會。現在回想，在我每次工作崗位重大變化的時候，我自己都是把履新職歸為是自己努力奮斗的結果，淡忘了組織對我的厚愛與期望，從思想深處沒有多少感念黨和各級組織的關心培養，更沒有從黨的事業要求和紀律要求來認真審視自己的新使命。我就這樣從功勞簿上邁出去履新職，思想的純潔度、行為的自我約束力就可想而知了。
在初擔任副縣長之前的十幾年，在追求進步、謀求發展的驅使下，加之機會和條件的限制，自己還是有一定慎行慎為的意識，工作也算敬業。2003年擔任政府常務副縣長之后，隨著我縣錳礦開發的不斷升溫，經濟也有了快速的發展，一些名不見經傳并不起眼的人都很快腰纏萬貫發了跡。我的心里也就漸漸失去了平衡，自己也漸生了追求額外金錢的欲望。
在抓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與老板們的接觸漸漸多了起來。在為他們解決生產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困難過程中，老板們的熱情和對我的支持讓我十分感動，加之城口是個小地方，本地人之間或多或少都能扯上這樣那樣的各種關系。通過攀親附友的交往，一些老板就與我們成了“好朋友”、“兄弟伙”，從開始的吃吃喝喝、打牌玩樂禮尚往來發展成為了送大額禮金，這一切都顯得好似自然和隨意。這過程中，我有時也有內心顫動和不安，在甜言蜜語的安慰下，更多的是自己的麻木和貪欲之心的激動。一來二往，自己在履職中，手中的公權力也不自覺地向“朋友”和“兄弟伙”傾斜，主動為他們的生產經營排憂解難、保駕護航，也為他們在違法違規生產經營活動方面開脫責任、提供關照。
在與一些老板不正常交往的同時，我作為一名縣級領導干部還置廉潔從政的一系列要求不顧，多次為兒子和侄兒做工程打招呼，嚴重地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破壞了黨紀黨規的嚴肅性。在兒子結婚的問題上，盡管最初反對大操大辦，但最后還是經不起誘惑從默許到親自參與這一違紀違規的行為。更有甚者，在聽說有人舉報的情況下，不主動向組織交代說清問題，而是采取弄虛作假的手段制禮簿名冊和支持兒子隱藏禮金，企圖蒙騙過關。
回顧我的這一切違法犯罪經歷，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顯得是這樣的麻木大膽，甚至在組織調查之初都還沒有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現在來看真是可驚可嘆。現在從思想根源上來查找原因，我自己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這也或許是我思想深處和現實生活中主客觀的原因吧。
入黨動機模糊，世界觀沒有得到凈化。上大學和走上工作崗位之初，求學欲望和盡快成為業務能手成了我當時最重要的目標。工作和學習之余很少系統學習和領悟黨的基本知識，從入黨到今都沒有認真進行“如何當一名合格黨員”“怎樣履行黨員責任義務”這方面的深入思考，以致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常錯誤地理解為搞好本職工作就是做好黨員的最好要求。這成為我今天的違法犯罪的思想根源。
參加學習和組織生活，有學習欠思考，很少觸及靈魂，思想境界滑了坡。入黨不久，我即擔任縣人民醫院院長，從此走上了領導崗位。從一開始，我在處理工學矛盾的問題上，就沒有自覺地擠出時間系統學習黨對黨員領導干部如何履職、如何模范遵守黨規黨紀的相關要求。在參加專題學習和集中培訓活動中，自己也常把一些不良的社會現象與黨的要求規定混淆在一起，認為理論上的要求和現實生活情況是有差距的。現在回想，我幾乎在每次重大的專題學習和活動中都沒有進行入心入腦，觸及靈魂地剖析自己的一切行為，更沒有思考如何按照黨的要求來徹底改正校驗自己的錯誤，形而上學應付過關，每次學習都是從感知上豐富了自己的“理論水平”，沒有從認知上接受心靈洗滌和教育，結果學習成了自己在工作中對別人說教的備課活動，自己也就成了黨的紀律要求、黨員行為準則與現實生活中的“兩面人”。
職務變遷、私欲膨脹，自己人生價值取向發生了偏移。隨著時間的推移，兒子已大學畢業步入社會且從事了我認為最不穩定的自謀職業之路，為兒子留點財富的想法也成了自己的心愿，為此，我對金錢的追求也漸增強。在一些老板利用各種名義給我送錢的時候，很多的時候自己還竟然心安理得。即便思想上閃過一絲絲不安念頭，自己還自我安慰，“又不是拿國家的錢財，老板的錢用點又何妨嘛！”同樣在兒子做工程的問題上，我也認為工程反正需要有人去做，只要把質量控制好，兒子去掙點錢也是可以的。這種自己人生價值取向上的變化，恰好與我履職經歷的發展變化產生了驚人的吻合。今天來看，我也沒有逃脫“退休前綜合癥”的厄運。錢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怪東西。如果你心靈不純，想過多地占有它，它就能毀掉你的一生！
對家庭管教不嚴格，放縱家人也是我走向違法犯罪的另一客觀原因。我和妻子李某某從小一條街長大，她孝心好，對我關心體貼，幾十年來主動放棄了自己的事業，一門心思為我做出犧牲，我是十分感激她的。由于她性格好強，為維系和諧的家庭氛圍，我處處讓著她，把家里的一切經濟活動都交由她安排管理，久而久之，她也表現出了貪戀錢財的偏好。在與他人開設茶館斂財的同時，還向他人放貸收取利息。在我交與她我收取的不義之財時，不但沒有勸阻，還納入了家庭資產統一使用。在我兒子做工程方面她也積極支持還幫著做事。在兒子婚事操辦問題上，她也堅持舉辦婚禮收斂禮金。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家庭的狀況，也為我走向違法犯罪起到了推波助勢的作用。當然，這也僅是一個外因作用。
我誠服地等待組織處理和法律的判決，在接受處理和審判期間，我將要求家人正確面對我所犯的一切錯誤和罪行，面對現實接受國家法律和組織的處理。積極想辦法作好退贓事宜，以實際行動來幫助我減輕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在今后的服刑過程中，我也積極面對，爭取遵守監規，搞好勞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