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官員濫用權力“打招呼”辦事，通常是十分隱秘的行為。越過正常程序，行違規違法之事，當事人之間力求隱蔽。
通過《永遠吹沖鋒號》專題片披露的河南省委政法委原書記甘榮坤和河南省洛陽市原政法委書記婁會峰的案例，我們可以還原這樣一件“打招呼”的事情經過：
一名劉姓商人，為甘榮坤先送上了一千萬元，沒說要辦事。不久后，甘榮坤從北京坐高鐵回河南，一上車就發現劉某已經在車廂里“恭候”。原來，劉某的侄子被洛陽公安機關拘留，希望甘榮坤出手撈人。
劉某撥通時任洛陽政法委書記婁會峰的電話，第一句話就說：“婁書記，甘書記和你講話。”甘榮坤對婁會峰說：“你能不能協調一下，把人放了。”婁會峰遵照甘榮坤的意思，把招呼一級級打下去，劉某的侄子第二天就被違規釋放。
這樣的“打招呼”事件，以及其中暴露的各種問題，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更多地浮現水面。對“打招呼”問題的治理，也愈發顯得緊迫。
“招呼”多隱晦，“段位”各不同
甘榮坤對婁會峰“打招呼”，說得直白明了。而大多數“招呼”，根據雙方的職權等級、關系遠近，意思深淺有別。隨著反腐敗的不斷深入，為避免留下把柄、逃避審查調查，大部分“招呼”都極盡隱晦，“段位”各不相同。
落馬的湖南株洲市原市長陽衛國在專題片中提到：“一些領導干部，公職人員到我家里去給我拜年，我就暗示他們，我這個弟弟是做工程做項目的，是要賺點小錢的，是要養家糊口的，大家給他提供點方便。”
“提供點方便”“關照關照”“通融通融”，類似這種含含糊糊的話，甚至只是傳達一個“大領導很關注”，沒有直接說明讓對方做什么，但聽者往往心領神會。
有些“招呼”，表面上甚至還在規則范圍之內，但“意味深長”。四川省自貢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原黨工委委員、管委會副主任楊敬華，因犯受賄罪等，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楊敬華任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時，受某拆遷公司請托后，對征收辦負責人“意味深長”地要求：“政策用夠，金額就高限，經得起審計。”最后付給這家公司的拆遷補償款，造成國家直接經濟損失1966萬余元，其間，楊敬華分三次共收受“感謝費”53萬元。
四川名山中學原校長趙榮博，讓妹夫高某成為學校食堂豬肉專供商，一次因高某未營業，食堂老板從別處購買了豬肉，便被趙榮博召至辦公室，趙榮博以食品安全的名義，要求食堂老板服從學校管理，不然便“立即解除合同并追究違約責任”。
同樣，西北某縣一干部透露，有一年春節，在外面偶遇領導，領導說：“你娃跑哪去了，春節都不見影。”這名干部覺得這話有“敲打”自己“不懂事”的意思，趕緊包了個紅包，到領導家去“拜年”。
更有一類“隱形招呼”，當事人甚至什么都沒說，只是以自己的身份在飯局上出個面，就能為某些事“站臺”，甚至在不屬于自己的職權范圍內，“招呼”也能“跨界”暢行。
曾任中央紀委第六紀檢監察室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的羅凱，被查明從天津一房地產開發商手中先后低價購買了四套住房、兩間商鋪，而他為該開發商在土地審批、工程項目等方面提供幫助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向地方官員提出什么，僅僅是通過飯局把該開發商介紹給官員認識，大家就彼此心照不宣。
“打招呼”隱蔽，“破窗效應”難藏
在腐敗案例中往往可以窺見，那些違規用權的官員，打一個“招呼”太簡單了。
甘肅省慶陽市的鎮原縣原縣長李崇暄落馬后交待，怎么為人“打招呼”競標工程項目：“就是給主管部門或者分管的副職安排，一般情況下縣長跟部門打了招呼都能競爭上。”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黨組成員、副主任翁建榮，留置期間交待：“我隨口打的‘招呼’，在下屬那里就是工作‘要求’，只能執行，‘一把手’的權力太大了。”
在某些腐敗易發多發的地方，權力缺乏監督制約，領導說什么是什么，導致有些違規違法的招呼毫無阻力地暢行下去。一個“招呼”就能輕松辦成“大事”，使得“打招呼”產生的“破窗效應”尤其明顯。
比如甘榮坤，越到后期越用權任性。從民事糾紛到刑事案件，從本省到外省，從政法系統到其它系統，幫人打招呼牟利的范圍越來越廣，到落馬時，已收受財物1.66億余元。
違規“打招呼”往往牽涉一整條關系鏈，在這個過程中，使“破窗”越破越大。關系鏈上的不少官員，對這種權力違規選擇默認或同流合污，導致官場風氣污濁不堪。
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張佳慧干預案件審判，多通過“打招呼”的方式運作。根據張佳慧一審判決書，記者統計發現，張佳慧先后向至少34人“打招呼”。而張家慧也會收到“招呼”，她曾按照時任海南省司法廳廳長屈建民的“招呼”，干預案件審理。
事實上，這種權力和地位的輻射作用，在其離開系統、包括退休后，仍能發揮作用，尤其隨著其職位晉升，輻射范圍也會變得更廣。
“招呼”不留痕，過程難匿跡
對于問題官員來說，“招呼”打的很輕易，且很多只是口頭傳達，但能確保整個過程“了無痕跡”？
云南省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許雷，依靠秦光榮“打招呼”升職，在秦光榮退居二線不久，許雷即被發現，“干部選拔任用方面沒有嚴格履行破格提拔推薦考察程序”，被處以黨內警告處分。
前段時間熱播劇《狂飆》中有個情節，一個手續不全的項目，建委卻發了許可證，但簽發文件上，本該局長簽“同意”二字的地方，只有一個圈。面對調查組的問訊，局長耍賴：“我就是劃了個圈，至于下面的人怎么理解，我也沒辦法。村民不簽同意書，上面又催著開工，我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現實中面對違規的“招呼”，被招呼人，如何抉擇？對此，記者采訪多名干部，他們多認為，遇到這種情況一般很難兩全。辦了當下不一定能有什么好處，不辦有時候也不一定馬上會遇到什么難堪，但時間久了，難免會被領導邊緣化。
面對“招呼”，執行人有糾結就有分化。有些“招呼”通過強迫達到目的，浙江省衢州市規劃局原黨委書記、局長徐騁，強行要求下屬通過規劃核實驗收。徐騁案發時，這些“被迫”的參與者就可以提供證言證詞。
與之相反，有些領導的“招呼”之所以能暢通無阻，是因為有些下屬對上級權力無底線妥協，導致違規的“招呼”也能肆意“狂飆”。
事實上，隨著現在管理規范化的加強，很多事項上都有相關的留痕管理規定。
除了簽批文件的簽字蓋章留痕外，還有一些法規、規定對有關“痕跡”進行記錄。諸如《法官法》《檢察官法》有明確，對任何干涉辦理案件的行為，法官、檢察官有權拒絕并予以全面如實記錄和報告。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5年印發的《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下稱《規定》），也有同類明確規定。
“打招呼”作為一種權力異化方式，通過權力和地位的輻射影響，一個招呼、一個暗示，達成交易，手段隱蔽，須針對治理，盡早施策。但治病治根，“打招呼”背后的權力監督問題和官場潛規則，還需更高層級、更長遠的治理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