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安徽省紀委通報了一起案例，追責對象從普通黨員干部直到廳級干部，被處理的人員達20人。事件的起因是，一家企業到宿州市埇橋區宋廟小學舉行捐資助學活動，給30名貧困學生每人捐助1200元。這本來是好事，但宋廟村村支書和宋廟小學校長卻自作主張，決定讓受助的貧困生每人拿出200塊錢，招待來捐助的企業工作人員吃飯。
馬計杰（宋廟小學原校長）：來給我們送東西了，捐助了，好像有這個思想，總得讓人吃頓飯。從現在說，我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當時咱也沒有把老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也沒考慮這個問題。
學校和村委會隨即召集受助學生家長開了個會，提出讓每家拿200元作為接待餐費。
受助學生家長：想想人家還能自己再掏腰包去吃飯嗎，給就給吧。人家都能獻愛心，從合肥跑這兒來，咱還能那樣。
受助學生家長：反正都有點想法，別人都同意了，俺能不同意嘛。
不管是否情愿，家長們并沒有表示反對，錢很快就收齊了。這些家庭都是村里的特困家庭。這戶人家有兩個孩子，孩子的母親患有精神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家里的老人也患有疾病，靠孩子父親一人打工維持全家生活。而這一戶人家則是孩子父親去世，母親拋下這個家一去不回，只剩下年邁的爺爺奶奶撫養孩子，生活十分艱難。
記者：1200塊錢對你們家來說……
受助學生家長：快頂一萬了，對咱家來說。
記者：為什么這么說？
受助學生家長：還得要謝謝人家。
讓貧困家庭從捐助款里拿出200塊錢請吃飯，這樣的事顯然不該發生。捐助儀式當天中午，這頓飯一共去了86人，除了捐助企業人員和受助學生，還有校領導、教職工、村兩委成員、鎮中心校工作人員、鎮黨委宣傳委員，飯費一共2756元。雖然平均到每人只有33塊錢，標準并不高，但進行不必要的吃請，還把費用攤派給貧困生，是嚴重違反群眾紀律和八項規定精神的行為。隨后，有一名知情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一個當地記者，記者隨即到村里和學校進行采訪。學校感到緊張，把這一情況向埇橋區教體局做了匯報。局長朱勇的反應并不是要嚴肅查處下屬的違紀行為，而是馬上讓人去公關媒體，讓報道不要見報。
朱勇（宿州市埇橋區教體局原局長）：這個題材太敏感了，一邊是扶貧救助，一邊又牽扯到捐款，又是學校，這都是敏感，這個是個定時炸彈，你如果報道出去不可收拾。我們的想法盡量把影響負面達到最低限度，希望記者能夠給我們基層最大限度的理解，甚至把一些負面的變成正面的報道，都有這種期待，多少年來都是這種，可以說是習慣思維，慣性思維，就是這樣。
接到朱勇指示去和媒體做溝通的，是教體局紀委書記杜玉侯。從職責來說，紀委書記應該去查處違紀行為，這位紀委書記卻忙于找媒體“滅火”。一頓不該吃的飯，又引出另一頓不該吃的飯。杜玉侯輾轉托關系找到了這名記者所屬的《市場星報》宿州記者站負責人，設宴邀請。這頓飯錢是鎮中心校出的，花費900多元。
杜玉侯（宿州市埇橋區教體局原紀委書記）：我來和經常和我們教體局打交道的這些新聞媒體（聯系），然后問了一下他們，是否認識這個《市場星報》的，然后他們從中搭線，然后就聯系上了。在酒桌上簡單地說了這件事，然后我請求新聞媒體不要再報道了。
《市場星報》宿州記者站站長接受宴請之后，和杜玉侯達成了一個交易，記者站站長承諾不讓報道見報，而杜玉侯則授意區中心校和他簽訂了1萬元的廣告合同。公關完媒體，教體局認為這件事就此平息了，對侵害貧困學生利益的行為也沒有進行任何調查處理。
他們沒有想到的是，當事記者對此不滿，將這一線索告訴了《安徽商報》的同行，這一事件最終還是見報了。安徽省委、省紀委高度重視，迅速成立調查組，事實最終被查清。宿州市委、市紀委、埇橋區委因為履行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主要領導被進行誡勉談話；埇橋區紀委書記落實監督責任不力，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埇橋區教體局局長、區教體局紀委書記、鎮中心校校長等人不認真履行管理監督責任，還試圖阻止媒體曝光，對抗組織調查，分別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等處分；搞“有償不聞”的記者站站長也被所在媒體辭退。
朱勇（宿州市埇橋區教體局原局長）：多么低級的錯誤就這樣犯了，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我確確實實我作為局長落實不力，帶來這么多的影響，我作為局長感到很痛苦、內疚。
杜玉侯 （宿州市埇橋區教體局原紀委書記）：聯系記者宴請媒體確實不是我們應該做的工作。作為一個紀委書記，你的主業主責是監督執紀問責，這個偏離了，相當于角色錯位。2月3日《中國紀檢監察報》有一篇文章，說這位受重處分的紀委書記錯在哪兒，里面有一句話，不去解決問題，最終問題會解決你，這個讓我記憶深刻。
有關黨委紀委，特別是埇橋區教體局局長和紀委書記從職責來說，本應去調查、去問責，但他們卻對自身責任不明、認識不清，最終反而成為了被調查、被問責的對象。
董天義（中央紀委黨風室工作人員）：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沒有責任追究就沒有責任落實，通過問責來傳導壓力，讓基層黨委紀委積極主動地去謀劃，去想辦法去解決存在的突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