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法第十五條規定了六類監察對象，即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人員，法律、法規授權或者受國家機關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公辦的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管理的人員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職的人員。這六大類人員涵蓋了我國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的各種類型，把黨中央關于對公權力的監督全覆蓋的要求具體化，在法律層面上實現了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的監督全覆蓋，真正把所有公權力都關進制度籠子。
在監察實踐中，如何準確把握監察對象，需要我們對其加深認識和理解。根據監察法的規定，監察對象是一個動態的、有彈性的范疇，絕不能機械理解，不能把監察對象等同于有編制或財政供養的人員。判斷一個“履行公職的人員”是不是監察對象，必須聚焦“行使公權力”這個關鍵，看他是不是行使公權力，用公權力謀取私利。
有些人認為，無論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還是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都是國家的人，是吃財政飯的，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著黨和政府，都應該是監察對象。這種理解沒有把握“行使公權力”這個關鍵。公權力具有強制性、排他性。一些事業單位主要從事公益性服務，其管理人員擁有一定的權力理所當然是監察對象。比如一名教師在教學之外參與了行使公權力的工作，也可因履行公權力而成為監察對象。2018年1月，湖北師范大學輔導員項某因涉嫌貪污被湖北黃石市西塞山區監察委員會留置。項某為事業單位管理崗七級，主要從事學生管理工作，屬于一名普通教師，但由于項某同時負責管理學生的獎學金、助學金的相關工作，具備了管理、監督國有財產這一重要的公權力，從而成為了監察對象。在這個過程中，項某利用職權虛報冒領獎學金、助學金侵占學校財物，就屬于監察委員會的監察對象。
聘用人員可以成為監察對象。在行政執法工作中，行政執法機關常常聘用一些人員從事執法輔助工作，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編外人員”“臨時工”。比如，“協管員”“輔警”，雖然沒有正式編制，但他們也參與到行政執法活動中，行使了公權力，如果其涉嫌的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損害了公權力的廉潔性，監察機關可以依法調查。只要行使了公權力，無論什么人，都應當受監督，“臨時工”“非黨員”這些身份都不是躲避監督的擋箭牌。2018年1月，廣州市白云區太和鎮城管輔助執法隊組長楊貴藍被白云區監察委員會采取留置措施。楊貴藍既不是公務員，也非中共黨員，但其具有行使巡查、管控違章建筑的公權力，因公權力的行使，而受到監察機關的調查處置。
臨時參與到公務活動中，行使公權力，也應納入監察范圍。比如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仲裁員等，因參與司法工作中，行使了法律賦予的司法權，就應當受到監督。再比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會代表，行使法律賦予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與到黨和國家的治理工作中，行使人民賦予的公權力，理應納入監察范圍。依法組建的評標委員會、競爭性談判采購中談判小組、詢價采購中詢價小組的組成人員，在招標、政府采購等事項的評標或者采購活動中，從事臨時與職權相聯系的管理事務，行使了法律賦予的評標的公權力，也應屬于監察對象。（湖北省紀委監委 廖凱）